江思民

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征讨，可军队被袁世凯掌控得滴水不漏。袁世凯凭此实力制定了挟清廷以压革命军，养革命势力坐大以胁迫清廷的实力政治路线。当手下大将冯国璋前往袁“奉旨养病”的洹上村请示时，袁命冯“慢慢走，等等看”。于是北洋军行动迟缓，南下后又长时间停留在信阳与孝感之间，革命党人得以顺利占领武昌全城。

形势紧迫，清政府只得接受袁提出的大部分“出山”条件，解除荫昌职务，命袁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的第一军和段琪瑞的第二军以及水陆各军。老袁随即露出凶相，对革命军威慑进攻，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武昌形势告急。这次实力显示，提升了袁的政治价码，革命党人不得不重新调整政治策略，积极开展南北调和，为迎袁反正做准备。经过停战和谈、逼帝退位、定都北京等数次“拳击”，实力政治得逞，袁世凯如愿以偿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具有清朝遗老和民国新锐两重身份，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显得举足轻重。民国二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此时如果他接受新思想，适应新体制，也许会由权倾朝野的清末重臣一跃而为名垂千古的伟人。但作为清末重臣，袁世凯满脑子帝王梦想和君主专制，从骨子里仇视共和政体。江山既然已经坐稳，实力政治更使他肆无忌惮。他下狠招刺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还表示“如果国民党放弃责任内阁制，我们（袁和杨度）便做个革命党玩玩”。后来又解散国民党，迫使国会自行解体，善后大借款，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民国四年12月12日，袁世凯由大总统变成了大皇帝，83天之后，在世人的唾骂声中走向自我毁灭。

袁世凯实力政治的得逞与当时独特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自武昌起义开始，袁世凯并非孤身一人拼杀，而是多种源流、多种力量、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形成了对袁世凯推行实力政治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来看，北洋军队和北洋系政客已沦为袁世凯的私人工具，不是为国家和民族服务而只对袁世凯一人负责。当时的政治对立面，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虽然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明确的奋斗目标，但过于看重袁世凯的实力且确实借重袁世凯推翻了清王朝，令其轻易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随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又被袁世凯的假象所迷惑，心存幻想，行为麻痹，让袁世凯渐渐变得一人独大，无拘无束。从国际政治形势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在东方拿中国作战场，既不放弃各自在中国的利益，而且互相要吞吃对方的利益，中国的处境反而更为困难。特别是日本，把“一战”视为排斥欧美列强在中国的势力，独霸远东的大好机会，炮制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面对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严峻情势，袁世凯由于要紧锣密鼓地筹备帝制，不仅不奋力抗争，反而利用这一国际政治逆势，大力打压国民党，摧折新兴的中国锐气，为自己称帝营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可以说，民国最初五年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重大历史机遇期，期间能够发挥政局扭转作用的重要历史人物有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黄兴、宋教仁等，能够引领政治主流的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亲手创立的民主共和政体。可惜的是，中国社会过于长久的封建制度和中国旧官僚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思想，使共和政体犹如建筑在沙滩上的高楼，一经风吹浪打便轰然坍塌，导致社会极度混乱。这也充分证明了实力政治是玩不下去的。随后的曹锟、段祺瑞们重演袁世凯，其结果也是如此。历史不能重复，但错误会重演。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必须牢记民国初年的历史教训，高度重视先进的思想文化，有序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才有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

（此文原载于2013年8月30日《湘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