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安

曾国藩

这是一批崛起于封建末世的文化斗士。他们有抱负，有毅力，有才能，敢于承担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责任；他们肩负文化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双重任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在19世纪前期，大清王朝的败象已现，中国社会的各种势力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大动乱积蓄力量，以待决战。除了此起彼伏的大小起义以外，未来中国最强大的两股政治势力也以已开始了最初的较量。而这种最初的较量，实际上是从文化上开始的，它既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又是两种哲学观念之间的对抗，其表现形式为“天父上帝”向程朱理学的挑战。

道光二十三年（1843），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以带有西方色彩的“天父上帝”来对抗传统诸神和孔孟，开始在两广一带策划起义。在此之前，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早已嗅出了社会异常气味，自觉地着手应变之道。道光二十年（1840），著名理学家唐鉴从江宁布政使任调到京师担任太常寺卿。次年，即1841年，时任国学馆协修的曾国藩开始师从唐鉴研习义理之学，“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当年曾国藩31岁。当时与曾国藩一起研究义理之学的还有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等。这样，在拜上帝会诞生前夕，在京师迅速形成了一个以唐鉴为中心的理学集团，其成员以年轻的新科进士为主，大多是低级京官。

湘乡理学集团的酝酿时间大致在19世纪30年代，当时其多数成员还是青年学子。大概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湘乡理学集团才算形成。曾国藩无疑是湘乡理学集团的领军人物。道光三十年（1850），曾国藩已是正二品的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左侍郎，而此时湘乡理学集团的其他成员如罗泽南、王錱还在教馆，刘蓉还在为考取生员而攻读。当时，他们三人的足迹不曾出过湖南境。但是在几位成员中，曾、刘、罗之间早有交往，王錱则是罗泽南的弟子。曾国藩与刘蓉相识于道光十三年（1833），当时曾国藩23岁，刘蓉才18岁。刘蓉与罗泽南订交于道光十八年（1838），二人遂同莫逆，正所谓“同堂论道窥真宰，埋首穷经各少年”。其后，罗泽南“闭户读，且十年，时与先生（刘蓉）书札往来，彼此规劝，考其先贤为学之要旨，身体力行，至明且笃”。王錱乃后生晚辈，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才执贽为罗泽南弟子，当年王錱24岁。通过罗泽南，王錱先后结识了左宗棠、刘蓉和曾国藩。还有一个影响湘乡理学集团的重要人物贺长龄。贺为善化（今长沙）人，官至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他主持编篡的《皇朝经世文编》（1872年刊行）,成为19世纪中叶认识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他也因此而被推为当时经世学派的主将。贺长龄“交游遍天下，而于同邑唐鉴最亲且信”。湘乡理学集团中除王錱生年较晚以外，曾国藩、罗泽南、刘蓉都曾亲泽贺长龄的教益。其一是在曾国藩等人于求学歧路彷徨之际，及时指明方向，使他们迅速纳入程朱理学一途；其二是贺长龄的经世致用思想引导着这批湘乡青年学子迅速汇入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使程朱理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为即将来临的大变准备了一批治乱之才。

从本质上讲，程朱理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不过，程朱理学并非出现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而是出现于封建社会的中期，大行于封建社会晚期。程朱理学带有明显的“纠偏”色彩，一是为社会纠偏，正人心风俗；二是为文人纠偏，树道学规范。其功能是从道义上对封建社会予以治疗和补救。在封建社会面临崩溃的19世纪中叶，程朱理学的这种疗治人心和补救社会的功能显得尤为突出。

湘乡理学集团的成员是一群极富忧患意识的下层文人。他们身处草野心系帝阙，无官无职而忧国忧民。罗泽南对修身之道研求较多。他对当时的竞奔浮伪的士风十分不满，喟叹“天下之士”“颠倒于爱恶攻取之交，昏愦于声色货利之场”，“盖其诗书坐诵，以为工词章，邀利禄之具，不以体之于身心。心术之邪正，人品之得失，国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初不为之系念”。这样的“文章之士”于己于国都可能造成危害，“故处则为病于一身，出则为病于天下”。罗泽南主张“知行合一”，而“行”则以“居敬”为要，以前圣之言，以验夫吾心之所有”。他认为，惟见于此，才能发“尧舜之薪传，续孔孟之微脉”，使圣贤之道“大明于天下”。

刘蓉对程朱理学的基本理论颇有钻研。他主张“穷理变通”，和“读史穷理”，集中体现了湘乡理学集团的经世化倾向。代表了当时理学走出书斋，关注现实的发展趋势，顺应时代潮流。刘蓉早在1841~1842年间，即鸦片战争时期，他就预感到国内形势如“厝火积薪”，必将大乱：“国家之所增无几，而闾闫之被祸已烈；边塞之军资未足，而官司之贪橐已盈；外夷之烽火燧未销，而海内之干戈已起。天下之势岌岌焉”。为适应时代变化，刘蓉不满理学家们那种“尚空谈而鲜实用”、“拘而鲜通”的迂阔学风，强调以“格物”与“读史”，来及早培养应对“事变”的“变通”能力，成为真正的治乱之才。刘蓉的识见还不止于此。正当湘军崛起，湘乡功业鼎盛之时，他却已在为湘乡和自己家族的未来而深深担忧，主张“积善修身，时存戒惧修省之意”。

王錱师从罗泽南，也把“克己修身”放在首位。他强调“克己功夫不容一刻间断”，立志入圣，而自责严苛，近于自我挑剔，唯恐做不成“完人”。王錱到底是少年后学，颇有一股锐气。他一方面与罗泽南、刘蓉一道，抨击阳明心学，认为王阳明“好高立异，自矜捷得，故以自误者误天下万世，得罪于圣贤而不知也”，所以必须“以期息邪说而昌正道，为挽回人心风俗之本”。王錱虽然是湘乡理学集团中最年轻的成员，且去世较早，但他是整个湘军系统中贯彻程朱理学最坚决最彻底的将领。在戎马倥偬之际，他始终坚持讲学布道，向部下灌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观念，军营中“刁斗声与书声相续”。他所指挥的“老湘营”，也是整个湘军系统中纪律最严明的一支，太平军称他为“王老虎”。后来，“老湘营”被左宗棠选定为西征的主力兵团，在收复新疆、全歼阿古柏侵略的战斗中，转战数千里，所向披靡，立下赫赫战功，为晚清的反侵略战争史写下了罕见的光辉篇章。

湘乡理学集团痛感乱世亟需人才。他们急于寻觅同道，联络同志，在程朱理学的大旗下结成文化同盟军。于是，湘阴的左宗棠、郭嵩焘、郭昆焘，宁乡的刘典，湘潭的王士达、王荣兰、长沙的丁叙忠，以及湘阴的彭洋中和湘乡罗泽南的一班弟子（如李续宾、李续宜、易良干、罗信东、罗信南、钟近衡等）等等，都成为湘乡理学集团的诤友或后劲。在后来的战争中，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又成为湘军的骨干。

湘乡理学集团始为“文化斗士”，其指向为匡正人心，改革时弊，继而为“武化斗士”，变成了驰骋疆场的将帅，“以治心之学治兵”，将程朱理学的暴力意识发挥到极致；终而为洋务派先驱，汇入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这批文化斗士的献身激情、拼命精神和暴力意识，主要是通过行动，而不是通过言辞来体现的，试看罗泽南初以数百之众当数千之敌，后以数千之众当数万之敌；王錱以不满三千之孤军，“身经数百战，前后杀敌十余万，克复城池二十余处”；刘蓉纵横数省，在西安城下，身为陕西巡抚的他，曾亲率仅有的四百守兵，直扑数倍于己之敌；曾国藩出将入相二十年，期间更是迭遭大难，九死一生。他们无一不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铸造湘乡理学集团特有的人文品格，从而在理学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在湘乡理学集团中，曾国藩的思想走得更远一些。罗泽南、王錱殒身于前，刘蓉罢官隐居于后，只有曾国藩爵尊位显，亲身经历了咸丰、同治年间的几乎所有军国大事。这样，由于曾国藩的实干和韧性，由于他的“谋国之忠”，当然也由于他的文化准备和忧患意识，使他的思想冲破程朱理学的樊篱，顺应时代潮流向前开拓，成为洋务派的先驱。他们以程朱理学为本，以经世思想为用，以“变通之理”来应对变幻莫测的时局，这种哲学意味上的“变通”，是在曾国藩手里完成的。伴随着曾国藩的逝世，湘乡理学集团也在历史上画上了句号。湘乡理学集团的成员们完成了从文人到将帅的过渡，同时也完成了那种特有人文品格的自我塑造，使之以独特的群体形象自立于历史之林，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成为晚清的某种“人文样板”，时至今日，我们还能从他们独特的生命乐章中感受到流波余韵。